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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荀之辩与战国后期天人之辨的演化

发表时间: 2019-03-05

首先需要说明的是,对庄子来说,其谈天人关联,是就人(行为主体)之运作方式而言:主体行动刻意、人为即是“人”,反之则为“天”,《庄子·天地篇》所谓“无为为之之谓天”是也。对此,《大量师》开篇即从“知”的角度对天之所为/人之所为之分界予以界说:“知天之所为,知人之所为者,至矣。知天之所为者,天而生也;知人之所为者,以其知之所知,以养其知之所不知,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,是知之盛也。”所谓“所为”,指举动之范围及准则,“天之所为”就是造作而不刻意之运作,“人之所为”则是刻意有为之运作。故“知天之所为,天而生也”,即指晓得自然而不待乎“刻意”之运作就是依顺天然“造化”。“知人之所为”,则是“以其知之所知,以养其知之所不知”。此段颇费解,诸家讲授有异,但“人之所为”既然对照上面“天之所为”而破,则也就可能知道:“天之所为”的落实是“天而生也”,是“无所用心”或“无知”的,而“人之所为”则是“有知”。故“知人之所为”也就是知道什么是依乎所知/所不知之对待而成立之“有知”进行运作,其指向的是“以知之所知养知之所不知”,从而“尽寿不夭”。对此,林疑独解之为“以外养内”,即“一身之中,凡在形骸之内,吾所不知;形骸之外,吾所知也。为之饮食,为之动止,皆所以养其不知也”。

天人关系无疑是中国古典哲学特有的议题。战国后期,诸子哲学于排斥对抗中互有融摄,其学派思维之特异性在很大程度上乃由其“天人关系”论之状况所判断,此可从荀子判释庄子“蔽于天而不知人”之语作佐证。事实上,荀子对庄子之判不是无的放矢,因其对天人关系极为敏感,对天人分界最为关注,故有《天论》一篇以申其主张,强调“明于天人之分,则堪称至人矣”。若以庄子之学为“蔽于天而不知人”,也就是“知天而不知人”的话,则由荀子之自述“唯圣人为不求知天”而可知,后者之学乃是“知人而不知天”(“知人而不求知天”)。显然,“知天而不知人”与“知人而不知天”构成了一对正反对立的哲学命题:庄子乃是“不知人”,而荀子则是“知人”,二者实际的对峙性是不问可知的。不过问题并非这么简单,荀子“不求知天”(知人)与庄子“不知人”之对破不在单纯的命题语义本身,而在荀子对庄子“知人”之有效性的质疑。因为庄子清楚有说,“知天之所为,知人之所为者,至矣”,可见其并非不知人;而荀子更是有“明于天人之分,则堪称至人矣”之言。事实上,考虑到庄子在前,荀子居后,二人时代并无交加,遑论论辩,则荀子对庄子之判释定位不可泛泛类比其之“非十二子”,而应视为对庄子的“单向论辩”,其指向的核心问题是:如何才是真正的“知人”。换言之,如何理解“人”之基础“职能”所在?在此问题上,庄子典型的回答乃是“顺化”,而荀子则反之以“养情”。

庄子:知天之所为/人之所为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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